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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是一竿青竹

作者:txsm    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2019-07-04

(来源:中国文化报--中国作家网   作者:查干)

并非所有的往事,都会如烟散尽。有些人与事,在记忆的屏幕上,色泽常新,并不褪去,像一竿竿青竹,日里夜里摇曳着。

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,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,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,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,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光辉历程。一切百废待兴,犹闻鼓角之声。文学艺术界亦欣闻又一个百花待放的春汛即将到来。

这一年的晚秋,“文革”后恢复工作的中国作家协会闻讯而动,组织一批作家、诗人,分两路深入基层,到检验真理的实践中去。一路西北,一路东北。组织者是长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的作者、时任中国作协临时党组副书记的著名诗人李季。我们到和平饭店报到的当晚,即召开预备会。在主席台上,坐着一位身穿石油工人服装的中年人,他憨厚地笑,温和地说话,像个慈祥的大叔。诗人晓雪告诉我,他就是诗人李季。之前,我已熟读他的大部分诗作,如: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杨高传》《五月端阳》《玉门儿女出征记》《向昆仑》。在预备会上,他发表了热情洋溢、感情真挚的开场白,他乐观向上、积极进取的一番话,使我们备受鼓舞,尽扫心中久积的雾霭。一些前辈作家和诗人,相拥而泣互报平安,场面很是感人。他们中有作家:艾芜、徐迟、碧野、蹇先艾、林淡秋、茹志鹃、俞林、刘知侠、李广田等。诗人有:艾青、苏金伞、芦芒、苗得雨、石英、石太瑞(苗族)、包玉堂(仫佬族)、莎红(壮族)、饶介巴桑(藏族)等。评论家中我记得的有:孙绍振、刘登翰二位。

出发前,我们与不参团的在京作家、诗人一起前往白洋淀、雁翎油田参观访问两天。在白洋淀的游船上,我第一次见到著名诗人柯岩大姐,她雍容大雅,一口京腔。还有著名军旅诗人李瑛和她的女儿李小雨。小雨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团的,她穿一身很肥大的石油工人大棉袄,但仍掩不住她青春的朝气。当夜,我们住在雁翎油田招待所。周边是高粱、玉米和谷子,齐刷刷连成一片。而田头路边那一丛丛波斯菊,开得极盛亦热烈,晚风拂来,婀娜地摇曳着。夜色静若水,昆虫们的鸣叫,起起伏伏,时强时弱。

紧挨高粱地,见有一人在明净的月光下写着什么,鸭舌帽下的脸庞,显得些许朦胧,定睛看,是上海诗人芦芒先生。“晚上好,芦芒兄!”我招呼他。“啊,晚上好!”他回应,声音柔和,富有磁性。他是著名作家,又是画家和诗人。他月光下伫立的剪影,顷刻留在了我的脑海。再往前走,在玉米地边上,有两人在说话。是李瑛和他的女儿李小雨。“晚上好!”我说。“空气多好,睡早就亏了!”李瑛笑着回应。我说:“您的诗集《栆林村记》里也曾描写过这般美好的乡野场景,我至今还记着。”“哦,谢谢。那就是知音了。”他说。那个夜晚,我一直在游走,直至夜深。只有那些低首含笑的波斯菊,在陪伴我。

到达大庆油田,住进招待所,是平房,四合院式,但面积不小。两人一间,没有洗手间,只有一张桌子、一盏台灯和一个洗脸盆。我和江西老作家俞林同屋,他是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,兼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。他为人和蔼可亲、低调,没有官腔,如兄长一般。当我睡过了头,他竟然把洗脸水给我端了来,让我不仅感动亦心生歉意。后来,我们成为忘年交,常有书信来往。他的全家福,我至今珍藏着。

晚餐后去散步,恰遇上海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大姐,她笑着说:“请问兄弟,这个地方蒙古语叫萨尔图,是什么意思呢?”我答:“月亮升起的地方。”她说:“呀,好美的名字,怪不得有这么多漂亮的波斯菊在热烈地开着,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,是因为有月亮姐姐的缘故呢。”她又问:“你的家乡有这种花吗?叫什么?”我答:“有,而且满山遍野地疯长,我们叫它朵日娜花,即东方花之意。”她赞赏地说:“名字美,且富有诗意。”我对大姐说,波斯菊就是藏人所说的格桑花。波斯菊只是其中一种,格桑花不仅品种多,亦鲜艳妩媚,藏人叫它格桑梅朵,含有幸福之意。我在青海的金银滩草原也见过此花,那里称它为金露梅。大姐说:“格桑花,我是听说过的,但不知它就是波斯菊。”她感叹:此花有野性美,该属于广阔天地,在公园里就显不出它狂放的个性。它生得单薄了一些,让人爱怜。我说:“大姐,您不用担心,它生命力极顽强,能够满山遍野地生长。”大姐开心地笑,说:“难怪你喜欢它,是诗人情怀所致吧。”我笑着说:“我也喜欢您的《百合花》呢,一读再读。”

到达鞍山,下榻宾馆。当地朋友说,这个宾馆,当年是为迎接周总理而筹建的。周总理知道后,随即就搬到另一个小宾馆去住,并严厉批评:此风不可长,切不可搞特殊化。国家目前还不富裕,百姓生活亦艰苦,要慎而又慎。听到这些,我们为总理的高风亮节而动容。当夜,躺在床上,诗兄公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感人故事。而著名诗人、报告文学作家徐迟,听完主人介绍之后,立即决定到弓长岭铁矿去采写。其余人则去鞍钢学习采风。

有个小插曲,在第二天晚上,诗人艾青老约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,到他房间里聊天谈诗,说他喜欢我们的诗作,主要是写得真,不伪饰,有自己的民族风格。他与诗人苏金伞同屋。苏老见我们也很高兴,拿出一张画,问:“此画如何?”我没过脑子,就信口说来:“此画无立体感,觉得一般。”不料苏老勃然大怒,胡子都立起来了,大声说:“什么眼光?鉴赏力太差了!”边说边收画,再不言语。我这才醒悟自己闯祸了,就一个劲儿地责备自己无知,并连声道歉。这时,艾青老出来打圆场:“不要吓唬人家孩子嘛,不就是黄永玉那只鸭子吗,有什么了不起的?别理他,回去休息就是。”那个夜晚,我几乎未合眼,既懊恼又悔恨。不料,第二天一早,苏老来敲门,很幽默风趣地安慰我说:“我犯上,你是组长(其实是服务员),保护老同志的,我不该跟你发脾气,我这个人倔犟,家里人都反对我。何况,对艺术品有不同评价,是很正常的。别介意,我们应该是好朋友。”之后,我们真成了忘年交。他写给我的墨宝至今悬挂在我的书屋里:黄河东流去,滔滔历古今。多少伤心事,犹感泪痕新。他是真诗人,为人耿直,历经坎坷,但他的骨骼,一直是立着的。

第三天一早,我们到千山风景区参观访问。艾青老腿脚不得力,不能爬山,他要我在山下陪他,还逗我:“你若陪我,我叫你看我老婆的照片。”是他和高瑛大姐在石河子林荫道上的合影,那时他们很年轻。过不久,老作家碧野退了下来,我被解脱,匆匆又去登临。快要登顶时,见李小雨脸色苍白,满脸虚汗,坐在台阶上喘气,显然是低血糖,我赶紧拿出自己唯一的一个大苹果,让她吃,才又恢复了过来。后来,她总是提起此事。那时我们都还年轻,是一次同行的经历而已。而鞍山的波斯菊,灼灼怒放,让人惊叹,它与我们一路同行,我们走到哪里,它就跟到哪里,许是它的待客之道吧。还有大朵大朵的鸡冠花,十分夸张地站在路边,摆出一副不美倒你不肯罢休的样子。

到达哈尔滨,下榻小黄楼。此楼外观不起眼,内里却很讲究,算是高规格接待。刚走进屋,省委宣传部、文联、作协各级领导就前来看望我们。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重工业集中地区之一。经过参观访问,我们眼界大开,创作激情亦大发,写下不少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,留于当地报刊发表。更有趣的是,主人邀我们去乘友谊小火车:北京——莫斯科、北京——金边,全长两公里。全部员工均为不到十三岁的儿童。售票、检票、倒茶水、送食品、播音、检车,都由他们来完成。那一身铁路员工的服装,穿在他们身上,更让人开心!一路上气氛极为热烈。乘客为一群白发的爷爷奶奶及叔叔阿姨,主人为一帮天真烂漫的孩童,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一口铁路职工的腔调,让我们忍俊不禁。那种亲切的感受,极特别亦美好。如今,那时的白发人有些已作古,而孩子们早已长大成人。

逝者如斯,四十个春秋,一晃而过。而友谊之车,仍在隆隆运行。美好记忆,也在绵绵延长。那些热情待客的一丛丛北方的波斯菊,一定也一年又一年地在盛放,不负时光之托、岁月之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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